几千年来，世界各地不约而同地发展至君主制，这足以说明，君主制是当时人们最好的选择。
当人类的视野还比较狭窄，突破河流、森林、沙漠的能力还不强时，只能以部落的形式聚集在一起。由于部落里的人口并不多，部落首领可由选举制产生。这种形式，部落首领的权力显然来源于每个部民的授权。
可是，当人类突破了森林、河流、沙漠后，部落与部落之间开始爆发战争，优势种群的人口数量急剧扩大，一个人所接触的人，恐怕连部落内人口的百分之一都不到，再想通过老办法选出大家都公认的头领，显然已经不太可能。
也许，这个世界上真出现过通过选举产生头领的大部落，不过，这样的部落受到的牵扯太多，难以有效地抵御其他部落的威胁。比如，古希腊时代的城邦，就湮灭在亚历山大及他的父亲的手中。
现代人总是倾慕古希腊时代的城邦，并认为那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源头，还说什么中国之所以落后，就是因为没有如古希腊城邦那样的源头。
这是放狗屁。所谓的古希腊城邦民主，与现代社会相去甚远，只不过被一些学者牵强附会而已。这就如威尼斯、佛罗伦萨率先兴起的文艺革新一般，明明与古罗马时代的文艺完全不同，却被说成文艺复兴。
从当时的时代来看，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不足以庇护古希腊人这个种群繁衍生息下去，迟早要灭亡。
这个时代，必然产生君主。君主出现后，就要想方设法地让人们认为他当君主是理所当然的。刚好那时的人们敬畏想象出来的神，因此，所有的君主都不约而同地宣称君权神授，君权神授，就是所有君主国的立国之基！
不过，这个时候的华夏，与世界略有不同。
大明的皇帝，固然鼓吹君权神授，比如，山崩了，发生地震了，被视为上天对皇帝的警示，皇帝需下罪己诏，检讨自己。可是，自隋唐以来，除了元代，历代朝廷都用科举制选拔官员，模糊了上下阶层之间的界限，士子的力量急剧膨胀，而且还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整个社会中，拼命鼓吹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，为自己这个阶层谋取更大的权力。这个时候，单纯地鼓吹君权神授，已经不足以解释朝廷存在的合理性，皇帝必须听士子的话，方才能名正言顺地执掌全国。
所以，朱元璋将孟子搬出了孔庙，极其嫌恶鼓吹孟子的王安石，也就合情合理了。
不过，历史发展的趋势不以朱元璋的意志为转移，士子们蛰伏之后，反击得更为猛烈，自嘉靖之后，皇帝已经没有多少自主权了。
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，这句话就是现实最好的写照。
对于这个现实，林纯鸿一直看得非常透。自己力量不强的时候，依托着士子阶层，繆力培养新的阶层，当时投靠东林党，又与温体仁勾勾搭搭，都是自己力量不强的真实写照。
到了现在，新的阶层越来越强大，林纯鸿终于不用拐弯抹角，直接喊出了“官绅一体纳粮”这句话，着力削弱乡绅的经济基础，打击士大夫阶层的根基。
不过，新阶层还处于非常幼稚的阶段，士大夫的力量还非常强大，而且新阶层和士大夫的界限本来就比较模糊，比如人数众多的东林党、复社，显然属于士大夫阶层，再比如王大俊、李多义之类的人物，看起来属于新阶层，家中却出了好几个进士、举人，到底属于哪一类？
因势利导，多年来成功的经验之一，显然不能抛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