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到了中后期，皇家、宗亲、勋贵和大小官员，有许多都涌入到了商业领域，并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势，在商海里兴风作浪。
对这些人来说，交税肯定是不会交的，一辈子都不会交一文钱。
而他们靠经商获取的财富,却远超那些乖乖缴税的中小商人。
历史上不管是嘉靖还是万历，为了捞钱都巧立名目大肆增收商税。
可他们所压榨的，全都是那些原本就赚不到几个钱的商人。
那帮真正富得流油的，反而有如隐身一般，朝廷完全不管不问。
明朝中后期的几个皇帝全都抵着本就没多少毛的羊薅，等到了崇祯时，那些羊差不多都已被薅秃完了，他自然是再也薅不到羊毛了。
再加上当时“一条鞭法”已完全崩坏,田赋也收不上几个钱来,于是国库差不多快空了的大明也就走到尽头了。
正因为知道这些，朱宸濠才决定借对商税动手的机会，根除这个已经处于萌芽状态的大弊端。
既然已谈到了这个话题，当然就得敞开了讲。
“各位臣工都知道，我大明对商人的态度在历朝历代里，都是最为宽松的。
太祖虽规定官员不得参与商业经营，可实际上只严禁了四品以上的大员，而四品以下的，则并未强制执行。
然而到了弘治、正德时，虽政令未变，可那些四品以上的大臣，以及宗室、外戚和勋贵们，皆纷纷利用家奴来为自己经营店铺或开设作坊。
这些人表面上没有违反规定，可实际上呢，让那帮家奴打着自己的旗号经商，跟他们自己做又有何区别？”
明朝中后期大臣利用家奴涉足商业,那已是基本操作。
就比如那位圈占了几十万亩良田的徐阶徐阁老，他可不光对田产感兴趣，还让家奴在老家华亭县蓄养了大批织妇，开办纺织作坊，贩卖丝绸布匹以谋取暴利。
“太祖之所以不许四品以上的官员经商，就是担心他们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破坏商业规则，损人而肥己。